净出口与服务业的此消彼长

王品开

十天前发布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给人些许期盼的感觉。通篇读来，调子上大有“淡化速度，强调结构”的味道。公报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等措辞反复出现，并且把今后五年的主要目标定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

方向对了，接下来是如何实现的问题，那就要说说结构扭曲在哪里了。

中国经济结构的扭曲表现在诸多方面，重要表现之一是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出口。最近5年（2005-2009），净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分别为5.4%，7.5%，8.9%，7.9%，5.1%。这样高且持续多年的净出口在大国当中相当罕见，直接后果就是巨额的外汇储备。截止今年10月外汇储备余额超过2.64万亿美元，超过年GDP一半。巨额的外贸盈余和外汇储备不仅成为国际争端的导火索，还意味着国内居民并没有从为出口而进行的大规模生产中获得潜在的更多福利。大量的产品没能留在国内被消费，留下了的却是沉重的环境和资源负担。倘若能够实现以内需促生产，则居民福利会增加，也能少掉许多国际争端。这里并非说出口一无是处——许多经济严重依赖出口背后有其道理，将另文叙述。本文希望强调的是，一个大国严重依赖出口不是一个可持续战略，也不是一个福利最大化的战略。

经济结构扭曲的重要表现之二是服务业发展水平严重滞后。2008年，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40%。作为比较，同期全球平均水平约为70%，富裕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达到75-80%；日本和韩国分别约为70%和60%；金砖四国中巴西、俄罗斯和印度分别达到66%、59%和54%。以印度为例，从人均收入而言，印度只有我们的约三分之一，但是服务业占GDP的比率却要比中国高出整整14个百分点。到2009年，中印差距有所缩小，但依然有12个点。更醒目的数字是，被世界银行划为“低收入”国家的这个比率平均也在45%左右，中国服务业水平的滞后可见一斑。

 

促进服务业发展绝不仅仅是一个促进经济增长的问题。服务业中的许多行业都可以直接提高人们的福利水平，比如医疗，教育，文化娱乐等等。服务业中的许多行业为其他生产性行业服务，可以进一步促进其他产业的发展，比如交通，运输，仓储，金融，保险，科学研究，管理咨询等等。服务业在富裕经济体中占到接近五分之四的份额，表明它在经济繁荣中的重要性，也指出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

经济结构扭曲还有其他诸多表现，这里暂且打住，不一一列举。我们先来问一问，服务业滞后与净出口盈余有什么关系吗？这么问不是想当然。一个经济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些关键变量的扭曲往往会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正如一个人生病会有各种症状，好的医生会去找病根，开一副药同时对付多个症状，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表一（见下页）列举的是2008年世界上所有服务业占GDP比重低于45％的国家。这个比重是低收入国家的服务业平均占比，所以表中的国家都是服务业发展水平极低的。为节省空间计，我们不考虑总人口500万以下的小国。表中国家按收入排序，并以人均收入1000美元为界，把它们分成两组——1000美元大约是世界银行的低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分界线。所有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

 

 

王品开

 

两条规律从表一中跃然而出。一是收入高于1000美元的国家绝大多数是净出口国家，许多国家的净出口占GDP的比例很大，比如沙特和马来西亚达到超过20％的水平。二是收入低于1000美元的穷国绝大多数是净进口国。在所有国家的样本回归中，在控制了其他重要变量（包括收入，教育，城市化水平，人口结构，政府规模，法治水平）后，服务业与净出口此消彼长的关系依然稳定存在，且非常显著。

这两条规律都不难理解。穷国的工业发展水平较低，出口能力差，又需要进口国外的机器设备，贸易自然会逆差。回想一下九十年代以前中国出口创汇的艰辛，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当时为了保证外汇的使用，严格控制进口消费品，可以免税购买彩电，冰箱等“几大件”成为出国留学访问的主要福利之一。另一方面，人均收入1000美元以上的国家，一般经济已经开始起飞，脱离了“低收入陷阱”，工业已经有所发展，有了出口工业产品的能力，或者是有大量的资源（比如石油）可以出口。许多发展中国家采取的往往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战略。

问题关键是，为什么出口多了，服务业就少了。这里面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个是统计上的，一个是经济学上的。统计上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以工业品或者原材料为主，属于制造业和采掘业。制造业和采掘业的份额大，自然就导致服务业的份额小。这一层原因仅仅是一个算术结果，并不可怕。尤其是如果出口行业可以带来初始的资本积累，进而为其他行业的发展提供可能，那么出口行业相当于是提供了经济发展的第一桶金。

 

第二个原因就没有这么美妙了。一个国家为了促进出口，往往采取一个倾斜性政策，比如压低本币币值，出口退税等等。这些政策的初衷往往是好的，要不然本国企业很难打开国外市场，在低收入情况下国内市场规模小，无法产生规模效应和利用先进技术，经济起飞缺乏第一推动力。

但是，政策一旦制定，想改就不那么容易了，一旦出口部门的利益可能受到伤害，势必就会变成政策改变的阻力。可是为什么要改呢？因为这些政策虽然有好处，但也有副作用，而且随着情况的变化，副作用会越来越大。这副作用之一，就是对非出口部门起到了抑制作用。倾斜性政策提高了出口部门的利润率，自然也就相对压低了内销部门的利润率。在利润的驱动下，大量的资源，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原材料就会往出口部门转移，而内销部门就相对受到抑制。服务业是重要的内销部门之一，因为服务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出口的。内需部门受到抑制的另一后果是国内市场机制的发育受到影响——营销渠道的畅通、交易成本的降低都受到影响。

上述分析表明，净出口盈余和服务业滞后，可能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这个硬币就是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

这里并不是说出口导向的战略一直以来都是错的。在国内市场举步维艰的时期，这一发展战略有其历史合理性，为经济起飞提供了重要推动力。但是，时过境迁，战略也要相应变化。出口不应继续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战略，而是应该加强开发国内市场，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及消费水平，加固市场基础设施，降低交易成本，让国内市场机制更加有效运行。

所幸的是，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扩大内需战略”，更是直接提出“加快发展服务业”。实际上，向出口部门倾斜的政策已经开始松动，汇率开始更加灵活，许多出口退税被取消，这些都是正确方向上的迈进。政策预期与相对价格改变以后，相信企业家门会做出适时调整，经济结构的改善可期。